□ 姬黎明

在中国历史上，公元3世纪的西晋政权是一个腐败、混乱而短命的王朝，但却是律学繁荣发展的重要阶段，出现了一批律学大家，可谓群星灿烂，刘颂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刘颂曾为廷尉，不仅执法如山，人们将他比作西汉的张释之，而且对法制有许多深刻而独到的思想。他明确提出：“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意思是说：审理判决案件时，应当以法典律令的明文规定为依据；如果没有明文规定，则参照总则篇中的定罪量刑原则进行处理；若律令正文、总则中都没有规定，则不能定罪。这一思想被后人称为“援法断罪”，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罪刑法定”原则相似，但比西方早了将近1500年。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晋惠帝（就是问饥饿的老百姓“何不食肉糜”的司马衷）年间，时任三公尚书的刘颂呈上一篇《刑法疏》。这篇奏疏针对当时“法渐多门，令甚不一”的混乱现象，通过鞭辟入里的分析论证，提出“君臣之分，各有所司”，即君主立法，主管大臣解释法律，一般官吏严守法律。就司法职权分工来说，“主者守文”，即要求司法官吏在执法过程中严格依据法律条文断案，不得随意解释或偏离法律文本；“大臣释滞”，即对于法律条文中难以理解或存在争议的部分，由主管大臣进行解释和疏通；“人主权断”，即对于特殊案件或法律条文无法涵盖的情况，由人君进行最终裁决。刘颂认为“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反对人君随意立法改制、随意干涉司法，反对法外施恩，反对为求尽善而迁就舆论、伤害法律，特别指出“出法权制，指施一事”，虽然可能合乎人情、舆论，从表面上看很痛快，实则“恒得一而失十”，就会破坏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造成灾难性后果。他提出“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反对官吏“牵文就意”，反对为了迎合上级而随意执法，反对脱离法律去搞“看人设教”“随时之宜”，认为那样就会使立法权被执法官吏僭越，导致法官立法，造成“法多门、令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事同议异，狱犴不平”等局面。他放言高论“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大声疾呼“立格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措思于成制之外，以差轻重，则法恒全”。其目的就是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颂提出了援法断罪思想，强调司法判决必须在法律之内而不能在法律之外找依据，法无明文规定就一概不能定罪。

刘颂援法断罪思想是他个人近40年司法实践经验和对法律精神执着坚守的理论概括。刘颂不仅在多个任上都创造了严格依法办案、伸张正义的经典故事，而且直言敢谏，他对法制的真知灼见集中体现在他的奏疏中。史书称赞他“在官严整，甚有政绩”“上疏论律令事，为时论所美”。面对司马氏统治带来的政治危机，刘颂认为只有君臣共同遵纲守法才能补救，主张纲举网疏和援法断罪，“诛大罪”“赦小过”。

刘颂援法断罪思想是在西晋律学繁荣发展的背景下，清醒的官僚士大夫提出的较为理性的法律主张。西晋在官府开设了“律学博士”，律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晋律》就是在律学日趋成熟的基础上完成的，矫正了律令混用不清的弊端，正律的地位提升，非依律不能定罪。律学家们认识到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就是维护统治集团的根本、长远、全局利益，因而试图以法律手段对皇权的绝对性加以限制，对豪强大族的恣意妄为予以打击，对官吏的司法擅断加以防范，从法制领域“主者守文”、制约权力这个侧面阐释和展示了魏晋风度，奏出了那个时代法制文明的强音。

刘颂援法断罪思想也是对春秋战国法家“一断于法”、秦汉时期“法令一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至唐时期，这一思想已经上升为法律制度，成为一项司法责任。唐律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这是我国古代关于援法断罪最简明、最具代表性的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