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姬黎明

国家政权统一是法令一统的前提和基础，法令一统是政权统一的体现和保障。但当国家处于大分裂、大动荡时代，战争也往往不是历史的全部。即便是在兵戈扰攘、篡窃成风的分裂对峙时期，法令一统也有着特殊的表现形态。

在十六国纷纷扰扰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十六个统治政权中，除了三个汉人政权，其他十三个少数民族政权也都效法魏晋，以汉族政治法律制度为建国之楷模，对儒家的纲常礼教十分重视，主张以法而治、一体遵行的君主大有人在。后赵的君主石勒制定律令后，下旨“自今诸有处法，悉依科令”，特别要求群臣监督、纠正他本人在愤怒时越法而私断的过失。后秦的君主姚兴一次游猎晚归，把门的校尉以天黑不辨奸良为由坚闭城门，姚兴只能择他路进城。次日，姚兴不仅没有处罚守门校尉，还予以褒赏。南北朝时期，各政权法制大都近取魏晋、远承两汉，并进行了大胆革新，体现了中华各民族对中华法系的积极贡献，为隋唐法制的统一和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

五代十国时期尽管政权分立，但“五代”都自诩正统，而偏安一隅的“十国”更像唐朝统治在一个地区的延续，实质上是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的恶性发展。那些割据南方的政权大都采取发展经济、保境安民的政策，各地的经济联系始终没有中断，政治制度也以唐代为母体，这些因素都为后来的统一和发展提供了积极条件。以吴越国为例，从9世纪末占据杭越，到978年纳土归宋，钱氏政权历时近百年，是五代十国里享祚最长的割据政权，造就了经济发展、文化昌明的东南乐土，上承唐风，下启宋韵。这一切得益于钱氏政权始终奉行“善事中国”、勤修德政的方略。公元932年，钱镠作为吴越国的开创者临终之际对子孙提出了十条要求，其中讲到：“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这被后世称为“武肃王遗训”，成为钱氏政权的祖宗家法。在整个吴越国时期，不论中央政权如何更迭，钱氏一直奉中原王朝为正朔，接受册封，恭执臣礼。史家称赞钱氏政权“有德于斯民甚厚，有功于朝廷甚大”。吴越国同五代十国时期的其他割据政权一样，沿用隋唐时期的律、令、格、式，并加以修改，尤其在民事、经济法律方面有所发展，以适应“钱塘自古繁华”的实际需要，也为商品贸易大发展下的两宋法制文明作了准备和铺垫。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必然趋势。从十六国和五代十国来看，在国家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法令一统”往往是形散而神不散，是枝叶纷争而根本一致。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有强烈的“中国”认同。政权看似不统一，导致法律制度看似不一致，但“大一统”的底层逻辑是中华文化的统一性，从而造就了法律文化的统一性。大分裂大动荡时期，客观上推动了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各族文化的大融合，而民族大融合又拓展了法令一统的包容性。从大历史观来看，大分裂大动荡时期各政权的法律制度，在上传承了分裂动荡开始前那个统一王朝的法制，向下启迪和孕育了分裂动荡结束后那个统一王朝的法制，从而推动实现新的法令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