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理有功，每见武后将杀人，必据法廷争。尝与后反复，辞色逾厉，后大怒，令拽出斩之，犹回顾曰：“臣身虽死，法终不可改。”至市临刑得免，除为庶人……

皇甫文备，武后时酷吏也，与徐大理论狱，诬徐党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无何，文备为人所告，有功讯之在宽。或曰：“彼曩时将陷公于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忿也；我所守者，公法也。安可以私害公？”

——《隋唐嘉话》

解析：不以私忿害公法，坚守司法公正原则

徐有功是唐朝名臣，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位以死守法、秉公执法的法官、清官，《新唐书》对他有“虽千载未见其比”之赞誉。秉公执法，重要的是一个公字，不徇私情，不谋私利。往大了说，秉公执法是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往小了说，是对个人道德的严格要求。誓死捍卫法律的尊严，不以私忿害公法，于徐有功而言，一点都不意外，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徐有功，面对曾经诬陷自己的人，手中的天平是否还能持平？这个问题令人深思，宏观上来看，就是现代法治中的司法公正问题。

司法权是判断权，不能兼听则无法明断，偏袒一方必有失公允。只有裁判者秉持公正立场，才可能产生准确、公正的判断，公正是裁判的生命，是实现司法基本价值公平与正义的最基本的前提。司法公正，一靠制度，二靠人。

1.制度先行，让中立理念“动”起来

西方有一句古老的法谚：不仅要实现正义，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司法公正，是程序正义的经典表达，就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让这种看得见的正义有棱有角且能具象感知的，最典型的莫过于回避制度。回避制度是指审判人员或者其他有关人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或者有其他法定情形的，退出案件审理的诉讼制度。回避制度听起来像是一个“舶来品”，然而，溯源中国古代法制史会发现，回避制度就是由中华文化自然演变而来的。唐朝的《唐六典·刑部》中明确规定：“凡鞠狱官与被鞠之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宋刑统·断狱律》中规定：“诸鞠狱官与狱鞠人有五服内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并受业师，经为本部都督、刺史、县令及有仇嫌者，皆须听换；推径为府佐国官于府主亦同。”宋朝相较于唐朝，关于回避制度的表述更为翔实；元朝的法律则第一次出现了“回避”一词；《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关于回避制度的条文更是多达12个。回避制度，由来已久，为公正司法而生。虽然关于回避的概念，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但是受制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度，在践行回避制度上尚有一定的不足。徐有功固然有高风亮节、秉公执法的美名，但是审理与其有过私人恩怨的皇甫文备的案件，也不免会让人产生会不会审理不公的想法，更与《唐六典·刑部》中所谓“凡鞠狱官与被鞠之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不符。虽然徐有功审皇甫文备案的结局是好的，并留下“不以私忿害公法”的美名，但践行回避制度，从根源上杜绝“私忿害公法”的可能性，才更能维护法律的尊严。

2.以人为本，让裁判者“静”下来

司法公正，强调的是司法职能的“居中裁判”角色，没有了公正，也就没有了司法存在的必要。裁判的权威就来源于裁判者理性的思维、超然的态度和公正的地位。“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审理案件，人永远是最重要的因素。贯彻落实回避制度，可以保证裁判者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然而，即便是毫无利害关系的案件，要裁判者做到对每一个案件都毫无偏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汝所言者，私忿也；我所守者，公法也。安可以私害公？”徐有功的思维方式就很值得我们借鉴：公事公办的中立性思维。何为中立性思维？不存在对于法律或者政策的偏见性评价、不对案件事实形成事先倾向、不对其中一方当事人产生固有偏见、固有看法，这是每一个裁判者都需要构建的中立性思维。思想决定行动，如果裁判者在思维模式上能够达到一定的高度，则会潜移默化规范其审判行为，某种程度上，思维方式比法律知识更为重要。构建中立性的思维方式是“秉公执法”对于裁判者的必然要求，是一种“静”的思维，于安静处寻求“中”之道。中立性思维要求裁判者道德与价值中立，在各种道德观中保持公正，不成为某一种道德观的卫道士，对于不同的价值观也应均衡考量，不带有任何偏见，当然不是说裁判者不能有自己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只是在居中裁判时，不以自己的道德观、价值观为评判标准，而应当以超然的态度居中判断；中立性思维还要求裁判者地位与行为公正，无论是在物理距离上还是心理距离上，与当事人保持相等的距离，不偏不倚，不让当事人陷入错误认知，防止司法公正的形象大打折扣。

3.动静结合，守好司法中立之“道”

司法制度实为静态事物，但是为保持公正设计制度的过程是动态的过程；公正思维实为动态思维，但是拥有中立思维可以让裁判者的大脑保持冷静。无论是回避制度还是公正思维，都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相互补位，相得益彰，共同守护着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不仅是一种姿态，更是实现公平正义的保障。作为居中裁判的人，裁判者只有信仰法律、坚守法治，端稳天平、握牢法槌、铁面无私、秉公司法，才能保持中立，守护公平正义。

（文章节选自崔亚东主编的《法治文明溯源：中华法系经典案例解析》，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