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世界五大法系中，唯一没有宗教背景的是中华法系。它处理人神关系的办法与众不同，即一方面不废除对神的崇拜，另一方面让神意依君意而定，成为帮助君主统治的工具，此即“神道设教”，从而使得中国没有出现西欧中世纪神权和王权的二元对立。因为，中国古代“神道设教”，“神”乃是从功能（function）的角度来说的，而不是从实体（entity）意义来说的，它没有超越的意义，不是西方人理解的人格神（personal god）。

“神道设教”在中国古代是指一种统治手段，它产生的前提是感知神意和对神意的解释权力必须掌握在君主手里。在原始社会，感知天地鬼神的巫师和氏族首领是二元并存的。所以，直到商朝社会前期，这一风俗还被保留，属于巫师性质的贞人与商王还是分属两个集团。据李双芬先生《晚商时期人神关系出现新变化》的研究，在商代，巫是人与神的联络者。卜辞早期，“巫”多由贞人担任，他们垄断了通向神之路的特权和专门技术，取得了代“帝”发言的资格。凭借对神秘现象的解释权，他们渐渐拥有了意识形态话语权。伊尹和保衡等人即为商代早期的“巫”，当时的王权还相对弱小，它必须听命于神权。《尚书·君奭》载：“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即是对这种状况的描述。殷代后期，统治者发明了周祭制度。周祭维护血缘宗法，是晚商系统而复杂的祭祀制度。它产生于武丁时期，初成于祖甲之时，并为廪辛所增订，至帝乙、帝辛时达于鼎盛，是商王宗庙祭祀的四时常祭。在神灵重新整合的过程中，周祭以规范化、制度化的祭典和仪式为基础，通过对本氏族的共同始祖即直系祖先的祭祀，把本族融聚团结在共同的道德群体中。通过周祭仪典，家族、部族观念不仅得以加强，同时也增强了商王统治的神圣性和权威的合法性，周祭这种祭祀方式是家族传承和秩序的标志，也是商王政治权力的天然来源。

殷代后期，随着周祭的发展，商王在祭祀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逐渐巩固并加强。饶宗颐先生曾对殷代后期卜辞中的“卜王曰、卜王贞、王曰贞、王卜贞、贞王曰、贞卜王”等辞式进行研究，认为这是“盖王自行贞卜也”。商王这时既是占卜者（或占或卜），又是祭祀活动的施行者，成为人神关系的中心。因此，周祭促进了王权的集中和“王道”政治秩序的形成，而周祭的发展过程就是王权得到步步加强的过程。商末宗教处于从非理性的巫术与迷信向理性宗教演进的阶段，周祭的规范化和条理化正是宗教理性化的体现。它调控世界秩序并通过规范化的仪典使晚商社会生活逐步秩序化。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其实也是制定和完善祭祀仪式，使祭祀仪式制度化、明确化。虽然周代的宗教气氛比商代淡薄，但宗教精神依然浓厚。

过去人们多以为殷商是贞人、王权二元化，神权主导政治生活。到了周朝这一局面才被改变。李双芬先生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殷商晚期王权强化，控制了神意的探知和解释的权力。而到了西周，“周因于殷礼”，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集团掌握了占卜鬼神天意的权力，“神道设教”的统治方式完全确立。

周公以祖先的神意为武王治病。《尚书》记载，武王有疾，太公、召公说：“我们为王恭敬地卜问吉凶吧！”周公说：“不可以向我们先王祷告吗？”这是继承了殷商晚期扩大祖先神职权、缩小祖先神之外“帝”的权力的做法，把神权往人神这方面转移。周公自称“我柔顺巧能，多材多艺，能奉事鬼神”。他不向天神“帝”祷告，而是把自身作为抵押，清除一块土地，在上面筑起三座祭坛，又在三坛的南方筑起一座台子。周公面向北方站在台上，放着玉，拿着圭，就向周人的祖先神太王、王季、文王祷告。祷告之后，接着卜问三龟，都重复出现吉兆。打开藏书的锁钥查书，竟然都是吉利。周公说：“根据兆形，王会没有危险。我新向三位先王祷告，只图国运长远；现在期待的，是先王能够俯念我的诚心。”周公回去，把册书放进金属束着的匣子中。第二天，周武王的病就好了。

周公以神意为成王平定管蔡之乱。《尚书·大诰》记载，武王灭商后不久即病逝，周公摄政，引起管叔、蔡叔及其群弟的疑忌，武庚见机拉拢发动叛乱。周王朝面临严峻的形势，周公东征，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废霍叔为庶民，平定了三监之乱。周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说服天下诸侯方国听从自己的指挥去平定叛乱呢？是用了商朝龟甲占卜的方式。他对众人说，我用文王留给我们的大宝龟，卜问天命。我们将有战事，会吉利吗？结果，我的卜兆全都吉利。我现在得到了吉卜，你们应该跟随我去征伐叛乱者。当年文王使用龟卜，能够承受天命。现在我也是使用龟卜，天命可畏，你们辅助我们伟大的事业吧！

《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周朝大夫刘康公的话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秦社会，国家的大事主要是两项：祭祀和战争。只有握有军权和祭祀权，才能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祭祀权表明可以获知天意、得到神意相助。古代帝王亲自参加的重要的祭祀有三项：天地、社稷、宗庙，其中最隆重的要数祭天。皇帝每年冬至祭天；皇帝登位也须祭告天地，表示“受命于天”。而且，在古代，只有皇帝才有祭祀天的特权，有此特权，皇帝就可以借助“神道”进行说教。

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说过，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但环顾世界历史，我们发现行使这两种职能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有基督教形式，有伊斯兰教形式，有印度教形式，还有中国古代皇帝借助“神道设教”形式。历史真是多样性的统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