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姬黎明

据云梦秦简的《法律答问》记载：一女子为人之妻，背夫私逃，经查该女子身高不足6尺（秦律以身高确定行为人是否适婚，女子身高6尺2寸许嫁），属于未成年人。问该女子应当不应当以背夫私逃罪论处？是这样回答的：如果已到官府登记结婚，则按背夫私逃治罪；如未登记，视为无效婚姻，则不予治罪。这种答问是对秦律的官方解释。原本适用于秦国一隅的秦律在秦统一后推行于全国，并不断补充完善，使秦朝在各方面都有法可依，基本实现“皆有法式”。为了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避免产生歧义，秦统治者派专门官吏对秦律进行解释宣讲，《法律答问》就是这种机制的产物，它借具体案例及其处断，对秦律要义作统一而具有法律效力的说明。《法律答问》是秦“法令一统”在法律适用上的具体体现，其理论基础是法家学说，实践基础是春秋战国以来各诸侯国特别是秦国法制的不断发展。

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讲：“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又说，“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言无二贵，法不两适”。他还以昔日在韩国主持变法的申不害为反面教材，认为他“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法家主张法律应当统一和稳定，并公布于众，使吏民有所遵循。在思想理论基础之外，春秋战国的法制建设实践为秦的“法令一统”积累了丰富资源，形塑了基本内涵。具体来讲，至少有三个令人瞩目的方面。

其一，立法和法律解释权由国家（君主）垄断。郑国早期法家代表人物邓析反对子产所铸的刑书，称“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云竹刑”。他还私招门徒，私自解读、传授法律，“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后被郑国执政驷颛所杀。驷颛杀邓析却用其《竹刑》，这说明《竹刑》本身并没有问题。法令制定权和解释权统一归于君主，邓析丧命的真正原因不在邪说悖谬，而在举止越权。

其二，国家统一制定的法律具有成文、公开的特点，并日益走向法典化。在春秋战国5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三件标志性法制事件，它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导向“法令一统”。一是子产铸刑书，揭开春秋公开成文法运动之序章，往昔“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法律秘密主义把戏宣告破产。二是李悝著《法经》，成为封建法典之滥觞，为后世法制起着奠基作用。自秦至清二千多年的历代封建王朝都注意制定法典，法典成为“法令一统”的具象化载体。三是商鞅变法，改法为律，更强调法律整齐划一、定音于一的功能。“律”在云梦秦简中频繁出现，并非偶然，而是说明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捍卫改革成果，特别强调统一适用法律。

其三，为了使法律得到统一实施，国家加强对法律的统一解读宣传。商鞅变法以来，提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用法律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出现了“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的局面。《法律答问》开创了以疏释律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亦作《唐律疏义》）就是律、疏合编，疏对律逐条逐句注释，附于律后，与律具有同等效力，对统一律义理解和法律适用有着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