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网特约评论员 单一良

2025年2月21日，“全国网络普法行”在贵州贵阳正式启动，这场以“e法善治 网聚同心”为主题的活动，不仅展现了数字时代法治宣传的创新路径，更揭示了网络普法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的内在逻辑。作为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以“E法黔行”品牌为引领，通过技术赋能、形式创新和机制探索，将普法从单向传播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实践，为数字时代的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新范式。

从“法言法语”到“网言网语”的治理转型

贵州的网络普法实践，本质上是技术逻辑与法治逻辑的深度融合。通过打造全国首个法律咨询垂类大模型“法管家”，贵州实现了普法服务的智能化升级。该模型依托华为国产化算力体系，提供AI智能问答、合同审核等法律服务，将复杂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交互体验，使普法服务从“专业术语库”变为“数字工具箱”。这种技术转化背后，是贵州在立法层面的持续探索——作为全国大数据领域立法最多的省份，其首创的“1+N”立法矩阵为技术应用划定了法治边界，也为人机协同的普法模式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传播形态上，贵州通过短视频征集展播活动实现普法内容的结构性革新。2024年“网络普法看贵州”活动征集作品470余件，话题浏览量超1.2亿次，成功入选国家广电总局优秀案例。这种以“网感”重构普法话语的实践，将法律知识嵌入情景剧、民歌改编等文化载体，使“反诈歌会”“村超反诈街”等特色活动成为全民参与的法治课堂。当工行《阿衣苗妹说反诈》用卡通形象演绎防诈技巧时，法治宣传已突破传统说教模式，演变为文化认同构建过程。

线上线下融合的治理共同体构建

贵州的网络普法超越了工具层面的创新，正在重塑社会治理的底层逻辑。在贵阳大数据科创城，作为首批国家网信办网络立法联系点，其建立的“立法需求-技术验证-效果评估”闭环机制，使企业数据合规难题能够直达立法机关，实现了治理参与主体的结构性扩展。这种机制创新在基层治理中同样显现效能：通过培育“法律明白人”队伍，线上普法激发的法治意识转化为线下矛盾调解能力，构建起“数字赋能+人力协同”的纠纷化解网络。

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的实践则展现了跨域协同的治理智慧。其联合公安、教育、通信等部门构建的反诈宣传体系，既有线下“点对点”答疑的精准触达，又通过《反诈进行时》专栏实现千万级传播，更借力“村超”赛事热度打造沉浸式普法场景。这种“热点事件+法治教育”的融合模式，使普法宣传从被动接收转为主动参与，形成社会治理的“涟漪效应”。

从普法宣传到治理生态的系统重构

贵州经验的核心，在于将网络普法嵌入社会治理全流程。通过成立网络法治建设研究中心，组建36人专家库，贵州建立起“理论研究-实践反馈-制度完善”的螺旋上升机制。这种智库支撑模式，使普法工作既能回应“大数据权属界定”“AI伦理规范”等前沿问题，又能针对网络诈骗、数据泄露等现实痛点提出解决方案。在贵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区块链技术赋能的法治安全建设，既保障了政务数据流动效率，又通过可信存证机制筑牢信任基石，展现了技术理性与法治价值的平衡之道。

这种系统重构正在催生新的治理生态。当华为云上屯数据中心展示法治护航数字经济发展的实践时，普法已不仅是风险防范手段，更是生产力释放的助推器。贵州通过立法明确数据要素市场化规则，为数字经济增加法治确定性，使普法宣传与产业发展形成正向循环。正如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所言，健全的法治矩阵正在加速“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这种将普法深度融入经济主战场的战略眼光，凸显了现代治理的全局思维。

迈向治理现代化的贵州启示

“全国网络普法行”的贵州实践，揭示了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的演进方向：法治建设不再是孤立的法律条文普及，而是需要技术赋能、机制创新和生态重构的系统工程。当“E法黔行”品牌将普法阵地延伸至网红街区、民俗节庆，当“法管家”大模型让法律服务触手可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普法形式的革新，更是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变——法治正在从刚性约束转化为柔性共识，从专业领域下沉为生活智慧。这种转变，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数字时代的生动注脚。

（作者系中国行为法学会副秘书长、行为法学研究部主任）